—· 尹传红 ·—

文字有味 科学真美

《天津日报》  

2024年2月27日  

第09版  

尹传红，当今中国科普界的知名人物。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科普奖和图书奖的评委名单里，也频频亮相于诸多科普图书的序言、封面或封底上；署他名字的科学随笔专栏文章，则散见于多家报刊；他的身影，不时还闪现在各地的科技场馆和校园讲座中。如果在网络上搜索美国科普和科幻巨匠阿西莫夫的中文资料，链接里往往会出现一连串的“尹传红”。这个阿西莫夫的超级“粉丝”同时也是研究阿西莫夫的权威专家，据说他收藏了最全的阿西莫夫中英文出版物，全都码放在他那宽阔的地下书房里。这不禁让我心生好奇，想要一探究竟。

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：“如果世界上有天堂，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书房，向来被读书人所看重。几年前，尹传红特意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幢大房子。宽阔舒适的环境，不是为了储存红酒、古玩，而主要是为了安放那种类繁多、数量庞大，一直在增加，已近两万册的藏书。专柜中，整齐排放着他最珍视的阿西莫夫作品；花花绿绿的博物类图书，占据了几乎一整面墙；作为他专题研究对象的科幻图书，则划归在作家作品中；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天文学等学科领域的科普图书，分类码放，栉比鳞次……他带我在几间书房里进进出出，介绍评点，一脸很满足的样子。我心想，眼前这方天地，大概就是这个“书痴”的天堂了。

尹传红言及少年时代经历的三大幸事，注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：一是有一位慈祥优雅、他深情挚爱的奶奶；二是有充分尊重他的意愿、激励他奋发向上，并为他提供各种学习条件的父母；三是通过科普图书“结识”了阿西莫夫和叶永烈，由喜爱他们的作品而走进了科学的世界。

德国作家歌德曾感慨过：“当我读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页时，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。”初中生尹传红第一次读到阿莫西夫的作品时，也有这样的感觉。1983年寒假期间，他在桂林姨家，从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杂志上读到一则趣闻：1979年春天，美国有两家出版社争着要为高产作家阿西莫夫树立一个重要标志——独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号作品。这个难题被作家以一种绝妙的方式轻易化解：他创作出一对“孪生子”，都算自己的第200号作品。结果皆大欢喜。尹传红就这样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个照面。

阿西莫夫就像是一名出色的导游，引领着尹传红推开了科学的大门，让他感受到读书求知和思考钻研问题的乐趣，他将阿西莫夫视为自己的科学偶像。有一天，他从一篇文章中得知，阿西莫夫的科普名著《科学导游》已有中译本问世，便在当天下午兴冲冲地跑遍柳州全城的书店搜寻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在随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，他几乎每周都要去一趟当地最大的书店，打听阿西莫夫那本《科学导游》到了没有。那段心有所寄、热切期盼读到偶像作品的美妙时光，令他终生难以忘记。

奇妙的缘分，由南向北依旧延续。在天津商学院（今天津商业大学）读三年级时，尹传红偶然发现学校图书馆里摆放的《科技日报》经常刊登阿西莫夫的科学随笔，于是开始特别关注这张报纸，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投稿，其标题为《科普，我们不能没有它——读〈冷遇，岂止阿西莫夫想到的〉》。同宿舍的同学最先看到文章刊出，马上告诉了他。那一刻，他的内心一阵狂喜，午饭都没顾上吃就直奔图书馆。这是他第一次以自己的科学偶像为话题撰写文章，也是第一次在《科技日报》上发表作品。后来，他收到30元稿酬，这笔钱抵得上当时他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。过后没多久，他在《今晚报》上发表了评论《呼唤阿西莫夫》，还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了几篇科普文章。

大学毕业从事食品科研工作一年后，尹传红“听从内心的召唤”，冲着阿西莫夫转轨改行，来到他心仪已久的科技日报社。之前他已了解到，当初他读到的那些阿西莫夫随笔的译者林自新，是《科技日报》首任社长兼总编辑，也是阿西莫夫著作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。

阿西莫夫不但引导尹传红走进科学世界、开辟新的事业，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科学写作风格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尹传红饱含深情地说：“阿西莫夫的诸多作品中，科学随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些风格独特、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从社会现象着眼，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，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科学与人文背景。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学，而且还努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、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，促使人们去考虑人类与科技、历史等各方面的联系，考虑人类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，进而启迪人们扩大视野，创造性地思索未来，向未知的领域拓展。在他笔下，文字有味，科学真美！”

在科技新闻领域和科普天地纵横驰骋几十年，尹传红一直在思考——我们写的东西，是不是都能做到像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那样简洁、晓畅、明白，不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？我们做的科技报道，是否能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，引发公众去认识理性思考的真谛？他觉得，自己做的是有兴趣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，也算是“反哺”曾经恩惠于他的科普吧。

实际上，科技新闻报道才是尹传红的本职工作，做科普最初只是业余爱好。尹传红回忆说，在采写了大量的科技新闻后，自己渐渐不满足于单纯地去做这项工作了。他发现：某些在当时看来很重要的东西，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丧失其价值和意义，如过眼烟云一般；而有些新闻背后的边角料，却往往值得挖掘、深究，能够以新的形态不断地传承。

在尹传红的认知中，职业和事业是有差别的，他更想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、一项事业来做。他想要创作那种蕴涵思想意义、具有长久社会价值的作品。渐渐地，做科普这件事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。虽时常被人调侃为不务正业，但他依旧我行我素，执着于自己认定的事业。尤其是参与创办《科普时报》后，他更深切地感悟到，自己已经超越了“一个人的科普”，做起了大事业，“要让科普更有意义和担当。”

从事科学普及、科学教育和科学写作多年，也结合自身学习、发展的实践，尹传红深感科学阅读和自然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。

少儿时期的尹传红爱上科学，主要是因为父母的引导。父亲给他订阅了《我们爱科学》《少年科学画报》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等科普期刊。尹传红读过的第一本科普书是《看云识天气》。他也记得自己11岁那年，从母亲给他买的高士其作品《你们知道我是谁？》当中第一次读到了科学诗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诗中描述我们身边事物的形态，做了很多铺垫：“我来自遥远的天边，当冰雪融化的时候，我来了，我带来了温暖的阳光。”但是诗人此时并没有说出“我”究竟是谁，而是到最后才点明：“我是那一年的开始，我是新生力量的源泉，我是春天。”

尹传红觉得，今天的儿童生活存在“去自然化”的趋势，有所谓的自然缺失症，这种现象令人忧心、值得关注。孩子们热衷与电脑、手机为伴，却错过了本应与自然亲近的童年。其实，岂止儿童，成年人也一样如此。说来也就是一两代人、三四十年间，我们跟大自然似乎已漠然相隔，与山川、森林、溪流和原野渐行渐远。我们置身于物质充裕的信息时代，生命的信息却有所缺失，成了一种“穴居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动物”。这倒真应了热爱自然的美国作家梭罗曾做出的断言：“我们都早早地和自然母亲断了奶，钻进了只和人交往的社会。”

文/王小柔  摄影/蔡明仪

本文来源：《天津日报》2024年2月27日 09版

王小柔：您在天津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，您今天事业的根基，就是在大学时代奠定的？

尹传红：是的。我非常喜欢天津，对自己大学时代的生活一直也心存感激。离开大学校园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我还会时常想起“天商”诸多老师当年对我的关爱、鼓励和指导。我曾对“天商”的学友们建言：事在人为，大学阶段应该重视并搞好自己的人生规划，练好做人行事的基本功，特别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社交、沟通和团结协作能力，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学习和工作方式。

王小柔：您从一名科研人员转型做报人，又长时间业余做科普，终于成为一位有影响的“科普大咖”，是什么样的动力促成了今天的您？

尹传红：我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——打小痴迷科普科幻，书香悦读一路相伴；分享科学奇美理趣，留下探索思考印记。我觉得，科普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层面上：帮助公众理解科学；引导公众欣赏科学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。如果更进一步，那就是还能传扬理性和发掘理趣。几十年来，科普一直让我乐此不疲，并且成就了我的第二事业和第二人生。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已被看作是实现创新发展两翼的今天，我更有一种使命担当感，期待自己能够在科普创作方面拓展更大的空间。

王小柔：您怎么看待职业和事业，对您来讲有差别吗？

尹传红：我觉得职业和事业这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也深切地意识到，搞好自己的定位之后，执着不懈地去追求，对于成就一项事业是多么的重要！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说：“事业艺术化，人生情趣化。”我特别赞赏这句话。一个人，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爱好来做，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有意思？我想，我把自己的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，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吧。我一直坚持职业和事业上的创作，并且期望自己写的东西隔了些年头后拿出来再看，还不寒碜，至少能有点儿智慧启迪或思想价值，可以不断地修订、重印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王小柔：您的科普文章《由雪引发的科学实验》被用作2022年全国语文高考乙卷实用类文本阅读材料，对此您觉得意外吗？

尹传红：确实感到意外。我寻思过，出题人出题的着眼点，应是如何从观察、思考中发现问题，并运用科学思维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，变未知为已知。这样的一个探索过程，往往也是科学精神的彰显。自己的科普作品能够在高考试卷上展示，我感到很欣慰，这给我的科普创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激励和启示。